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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徽定制

五星级红旗已在我心中飘扬

■龚丹云

2019年，原副总工匠吴天明来到上海华山路与长乐路交叉口寻找原来的华山路466号。 这里曾是现代经济通讯社的宿舍，曾住过一名工作人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设计者。 他的名字叫曾联松。

十字路口，高楼林立，人来人往。 这座城市一如既往的忙碌，但这一刻，70年的历史仿佛已经过去。

那是1949年春夏之交，曾联松一家刚刚从浙江瑞安抵达上海。 7月的一天，他像往常一样拿起当天的《解放日报》，突然注意到一则告示“征集新政协国旗国徽图案筹备会议规定”。 短短400多字的文章让曾联松产生了一种冲动：我可以尝试投一篇文章吗？

他借了圆规，买了彩色光面纸。 基于自幼对书画的喜爱，他在上海一间闷热的阁楼里开始设计图案。

午夜时分，星星也许会带来灵感的闪现。 他记得自己读过埃德加·斯诺的《西游记》，书中红军战士的帽檐上有一颗五芒星。 他记得上海解放时街头巷尾传唱的革命流行歌曲：“东方红，太阳升起，中国有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嗨哟，他是人民的伟大救星。” 星星，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伟大救星！ 32岁的曾联松在小阁楼上剪了一颗大五角星，象征着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大星周围的四颗小星象征着广大人民群众。

稿件发出后，曾联松几乎忘记了这件事。 直到9月29日，当他打开《解放日报》时，他惊呆了。

《解放日报》1949年9月29日第1版

当天的《解放日报》头版，国旗图案以红色占据了大部分版面。 除了镰刀和锤子之外，图案和我的设计一模一样。 当时的报纸上没有刊登设计师的名字。 这是他设计的吗？

10月1日，第一面五星级红旗在天安门广场迎风飘扬。

直到一年后的9月，曾联松才得知自己确实是国旗的设计者。 1950年10月1日，他应邀到天安门城楼看台右侧97号座位参加国庆典礼。

此后，曾联松回到上海，继续做一名普通的上班族。 他没有活动，也没有讲道，一切又恢复平静。

时间如水般流逝。 1979年，建国30周年，刚刚恢复副经理职务的曾联松再次回到公众视野。 他受邀来到北京，再次前往天安门广场出席国庆庆典。 也是在这一年，集邮爱好者吴天明通过报道缅怀了居住在上海的设计师曾联松。

1984年10月1日，邮电部发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邮票中，第三枚《光辉未来》邮票的主要形象是飞翔的五——星红旗。 当天，吴天明贴上这枚邮票，并盖销国庆三十五周年纪念邮戳，并以挂号信寄给曾联松所在单位。

一周后，曾联松回复。 里面是已发出的国庆三十五邮票首日封。 曾联松用毛笔在信封左侧从上到下签名。

此外，曾联松还在吴天明所附的J105-3印章左侧签字，印章更换为“曾联松印章”的回函印章；

在另两张“国旗”印章的左纸上签名盖章。

此后，这套国旗首日封和邮票就被吴天明精心收藏。

时光如白马，匆匆而过。 时间来到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已经退休的吴天明受街道、学校、单位等各类机构邀请，做邮票党讲座。 部分内容是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旗帜的设计者和叙述者之间的命运，通过一套邮票联系在一起，让历史在这一刻交织并延续。

同样是在2019年，94岁的陈振中坐在华东医院的病房里，向媒体回忆起过去的历史。 他回忆说，70年前，他作为全国学联副主席、上海市学生社团联合会主席，与父亲陈思胜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参加了开国大典。中华人民共和国。 当时，陈箴正值壮年，是政协筹备会议100多名代表中最年轻的一个。

当时，政协筹委会共收到国内外约3000件国旗申请。 为了更好地进行评选，北京饭店专门设立了临时评审室。 在第一轮初选中，曾联松的设计因含有苏联国旗的镰刀和锤子图案而被淘汰。 但幸运的是，负责制定国旗方案的第六组认为该图案非常有创新性，最终与其他稿件一起编入了《国旗图案参考资料》，并发送给代表们进一步讨论。 曾联松的五星级红旗成为该材料中的第32名。

陈振中记得，当时民主协商的氛围很浓。 在讨论国旗等方案时，大家并不是简单地举手，而是充分表达了自己的意见。 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9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就国旗、国徽、国歌、年表、国家首都等问题举行协商座谈会。 郭沫若、沈雁冰、黄炎培、陈嘉庚、张细若、马须伦、田汉、徐悲鸿、李立三、洪深、艾青、马寅初、梁思成、马思聪、陆机、何绿亭等出席了座谈会。

毛泽东首先谈了他对国旗的看法。 他拿起曾联松设计的五星红旗图案说：“这个图案表达了我国革命人民的大团结。现在有大团结，将来也有大团结。无论是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既是团结，又是革命。” ”毛泽东讲完后，与会者一致鼓掌表示同意。

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一致通过关于国旗、国歌、历法、首都的四项决议。 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为红底五星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的伟大团结”。

70年后的今天，当时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9月份，陈振中的健康状况开始恶化，几乎无法说话。 “每次叔叔提起第一次政协会议，他都会跟我们说他当时是多么激动、兴奋，如果他会说话，他一定会这样。” 表达一下你的感受。”陪同记者来到华东医院的陈振中侄子陈峰说；

一篇回忆文章提到，1949年9月29日的《解放日报》从此被曾联松精心收藏；

曾联松家住虹口区山阴路145弄。 在他诞辰100周年之际，虹口区将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前的广场命名为“国旗广场”以示纪念；

这几天吴天明正在给学生们上党课。 “你知道国旗是谁设计的吗？” 一双好奇的年轻眼睛盯着他，详细阐述了以下内容：

……

国旗的故事永无止境。 无数的人和无数的事，平凡的或不平凡的，有意的或无心的，都随着历史的车轮一起讲述，代代相传。

始于70年前，走向未来。

天安门城楼的屋檐被点亮

■王毅

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上，伴随着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五星红旗缓缓升起。 不过，共和国的另一个重要象征国徽却没有出现在仪式上。 此前，设计是在天安门城楼两个飞檐之间悬挂国徽，但只能悬挂“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就职典礼”字样。

国徽为何没有如期出现？

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刘守华的脑海里。

档案专业毕业后，刘守华万万没想到，自己在北京市档案局、国家档案局等档案系统工作了36年。 在此期间，她一直陪伴着共和国档案馆。 这也让她有机会沉下心来，寻找国徽背后的故事。

“当时的信息太多了，只有阅读说明、会议纪要、设计方案，梳理时间线，才能了解国徽的诞生。”刘守华解释道。

对于回答本文开头的问题，刘守华表示：“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当时没有找到好的解决办法。”

事实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之前，1949年7月，全国政协筹备会议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国徽征集稿，明确提出了国徽设计的要求。 ：A.必须具有中国特色； B、必须具有政治权力的特征； C、形式必须庄严、宏伟。

截至1949年8月20日，共收到国内外国徽稿件112件、图案900件。 但由于种种原因，并未被采纳。

直到9月25日，距离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仅五天，合适的国徽图案仍未选定。 毛泽东建议：“国徽是否可以晚一点设计，我们以后再决定。”

就这样，一场国徽方案设计竞赛开始了。

10月23日，梁思成的清华大学设计团队拿出了初稿。 这个设计团队拥有超豪华的阵容。 除梁思成外，参加的同志还有梁思成的妻子、清华大学雕塑教授林徽因，以及清华大学教授莫宗江、高壮、邓一之、王训等。

由中央美术学院张鼎带领的另一个设计团队选择了以天安门为主体建筑的图案。 此外，其他设计师还提供了五种模仿政协会徽的图案。

多年后，张鼎的妻子李钊在接受采访时说：“当张鼎团队提出以天安门作为国徽主体时，遭到了很多反对。 基本意见是，如果用建筑作为国徽，就太容易把它变成山水画了。 但张鼎不同意。 天安门对于新中国有着不同的意义，更何况还有很多国家的国徽都是以建筑物为基础的。 不过，就算其他国家没有用过，我们用了又如何？”

1950年6月10日，周恩来主持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国徽修正案，决定采用以天安门为主要内容的图案。 国徽小组讨论修改意见，梁思成负责设计修改。

“下一步，清华大学新林八校区梁思成夫妇的家将成为国徽设计中心。”刘守华说。

日夜兼程，用来形容梁思成团队的状态再贴切不过了。

据梁思成团队了解，国徽并不是普通的图案。 在处理方法上，要强调这个实物的象征意义，所以不讲究写实，而是注重实物图像的简单轮廓，以强调其意义。 不要把天安门做成山水画，一切都需要图案化、符号化。

这样的图案得到了国徽评审组多数人的认可，评价为“艺术结构庄重、完整、统一”。

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 国徽的说明是：“国徽的内容是国旗、天安门、齿轮、麦穗，象征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人民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和五四运动领导的人民斗争。 “以工人阶级为基础，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一个民主专政的新中国诞生了。”

《解放日报》1950年9月20日第1页

国徽图案选定后，如何制作就成了一个大问题。 刘守华在档案中找到了一份报告。 报告写道：全国应当悬挂的国徽浮雕，由中央人民政府统一制作。 它们的尺寸分为三种尺寸：大、中、小。 大号直径1米，中号直径80厘米，小号直径60厘米；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怀仁堂、驻外使馆使用的国徽均为木雕。 其他主要行政区、省市悬挂的国徽数量较多，内地没有办法制造钢模。 ，建议并私信制作一个钢模，然后用上海的压板机压成铜片浮雕，然后上色、喷漆，这样就可以快速、规范地完成。

中央人民政府分别致电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叶剑英、上海市市长陈毅，了解香港、上海的生产情况。 可以在两个地点进行回复。 上海距离较近，成为国徽所在地的最佳选择。

然而，时间至关重要。

1950年9月17日，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立即指派科长丁洁如赴上海办理第一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制作工作。 由于时间、技术和材料的限制，原计划第一批生产8个大批、60个中批、80个小批的计划被搁置。 经中央批准，1950年9月28日，上海在庆祝建国一周年之前，完成了八枚直径100厘米的大型铜国徽和一枚直径60厘米的铝制国徽。中华人民共和国。 六枚大型青铜国徽分发给各主要行政区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其余两枚青铜国徽和一枚铝制国徽带回北京。

此时，国庆节即将来临。 虽然1950年10月1日第一枚国徽挂在天安门城楼上，但材质却是木质的。 全国广大地区还没有悬挂国徽。 各地纷纷致函中央，表达悬挂国徽的迫切愿望，量产国徽变得更加紧迫。

为尽快制作好国徽，有关方面向中央汇报，请示了国徽分区制作和分发的原则。 分区制造的可能性完全具备，上海将提供生产经验。 力争1950年底制作发行，1951年元旦全国同步挂映。

1951年5月1日，铜铝合金国徽终于正式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 在五月的阳光下，这枚直径2.4米的巨型国徽庄严华丽，熠熠生辉。

如今，刘守华编着的《国徽的诞生》已被广泛转载和引用。 她觉得，这就是一种缘分。 “国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典国徽，是中国人民心中祖国的象征。了解国徽是大家了解国徽的关键。” 这是每个中国人都应该做的事情。”

两代指挥家歌颂祖国最有力的声音

■陈俊俊

1999年10月1日上午10点，天安门广场。 “大声唱国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团长于海举起了指挥棒。 这一刻，整个天安门广场一片寂静，于海能清楚地听到自己的心跳声。 出现在他面前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合军乐团，共有一千多人。 他双手稳住，用力划出一道美丽的弧线，充满激情。 《义勇军进行曲》随即响彻世界。

于海精确地控制了乐队的速度——每分钟96拍。 当国歌结束时，鲜艳的五星红旗升到旗杆顶端，正好46秒。

84字37小节的国歌早已深入大海的生活。 1970年，年仅15岁的他第一次站在天安门广场。 当时，他是一名单簧管演奏家，也是联合军乐团最年轻的成员之一。 他面对毛主席，和乐队一起演奏。 国歌。 十四年后，作为联合军乐团最年轻的副指挥，于海首次在天安门广场演奏国歌。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阅兵式上，于海再次被任命为联合军乐团首席指挥。 50年来，他亲历和见证了几乎每一个国家重大庆典的重要时刻，成为指挥国歌次数最多的人之一。

83年前，有一位指挥家，手里没有精致的指挥棒，面前没有穿着制服的乐团。 他甘愿冒着生命危险，指挥数千人高唱《义勇军进行曲》。

他的名字叫刘良模。

1932年，刘良模毕业于沪江大学社会学系。 在学习期间，他立志“用歌声唤醒人民，激励整个民族”。 1934年，他在上海四川路基督教青年会组织了上海第一次公开歌唱会。 刘良模教大家唱的第一首救亡歌曲是《救救中国》，他重写后写道：“救救救中国！一起前进。努力吧，努力吧！我们一定要为救国而奋斗！” ”

1935年5月，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正在录制中。 随后，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主题曲的电影《风暴之子》在上海金城大剧院首映。

1936年1月，“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刘良模是救国会骨干之一。 从此，在救国会发起的所有抗日爱国活动和游行示威中，都可以看到刘良模带领歌团演唱《义勇军进行曲》。 人们亲切地称他为“救国会啦啦队长”。

当年6月7日，上海人民歌唱协会准备在南市区大吉路公共体育场举行抗日救亡歌会。 国民党为了阻挠大会，在体育场举办了临时足球赛。 参加歌会的人都得先假装看舞会。 时机一到，由歌协组织的上千名上海各界爱国人士就挤进了足球场。 在刘良模的带领下，大家齐声唱起了《路》。 歌曲《先锋》。

这时，大批警察冲进体育场，将他们团团围住。 刘良模从容地走上裁判使用的高板凳，从容地拿起麦克风对警察喊道：“兄弟们，我们今天开会唱抗日救亡歌曲，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是中国人。”都是爱国的，都想抗日的，请听我们唱歌。” 当《奋战回家》歌曲响起时，一些东北军警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当《义勇军进行曲》“我们团结一致，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的歌声响起时，警察和群众已经齐声高唱。

刘良模指挥合唱《义勇军进行曲》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刘良模深入抗日前线，教军民唱抗日歌曲。 1939年，他在宁波无辜被国民党关押。 1940年，刘良模被迫远赴美国。 在那里他成立了华侨青年歌唱团，继续传播抗日歌曲。

在美国朋友的介绍下，刘良模结识了“美国歌手”保罗·罗伯逊。 他向黑人歌手讲述了中国的群众歌唱运动，并为他演唱了几首中国革命歌曲。 罗伯逊被这些激昂的旋律深深打动，他提出向刘良模学唱《义勇军进行曲》。

几个月后，在纽约的一个音乐晚会上，罗伯逊用中文和英文演唱了《义勇军进行曲》。 从那时起，这首歌就成为他在美国各地举办的音乐会或纪念活动中的常规曲目之一。

1941年，罗伯逊与刘良模指挥的“华侨青年歌唱团”录制了一张名为《崛起：新中国之歌》的专辑，其中收录了《义勇军进行曲》等一批中国进步歌曲。 唱片附页上，宋庆龄写下这样的序言：“中国从新的群众歌唱运动中找到了抗敌的力量源泉……愿我们古老的民谣和融汇东西方风格的新歌，成为自由人私人信息之间的另一个纽带。”

1949年9月，刘良模应邀回国出席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在毛泽东、周恩来主持召开的国旗、国徽、国歌、年表、国都协商座谈会上，马须伦等提出暂用《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 轮到刘良模发言时，他介绍了《义勇军进行曲》在国外的传播情况，认为这首歌在国内外得到了一致好评，应该被采纳为国歌。 许多成员表示同意。

有人建议对“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歌词进行修改。 但张细若和梁思成认为，这首歌是历史产物，为了保持其完整性，最好不要修改歌词和音乐。 周恩来说：“只有原来的歌词才能激发情感，修改后，唱歌时就不会有那种情感了。” 最终，毛泽东决定不改歌词。 从此，《义勇军进行曲》正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解放日报》1949年9月29日第3版

于海告诉记者，在最初的演唱过程中，《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是由一些爱国人士单独修改的。 结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公开发行的国歌有十多个版本，从未有过统一的版本。 例如，升旗仪式时，奏国歌，但国旗尚未升到顶端。 原因是使用了错误的版本，导致国歌太短。 即使在一些外交场合，某些国家军乐队演奏的中国国歌也不规范。

自2008年起，于海连续10年提交国歌立法提案。 2017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正式颁布。

从刘良模到于海，他们生活在两个不同的时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两代指挥员的爱国心是一样的。 他们竭尽全力传播国歌、维护国歌、保卫国家和国家。 民族尊严。